序言明洪武元年（1368年），明太祖朱元璋下诏“令天下立预备仓，汆谷收贮以备赈济”，很显然，这是一个能在洪武初年那百废待兴状态下造福百姓的“良政”，但是在实际的推行中，预备仓却由于管理体系的不完善而呈现出一种“十处九空”的粮食不足之景。俨然成了徒增岁耗的“弊政”。因此，明英宗朱祁镇权衡利弊之下，先是改革了预备仓管理制度上的疏漏，继而又扩大了粮食来源，欲借以改善粮食不足问题，使其能够真正发挥出救济灾民，造福百姓的作用。——《大明会典·卷二十二》
明朝“预备仓”示意插图
所谓“预备仓”，顾名思义，“预有备也”，即是为灾荒之年救济百姓而提前准备的“粮食储备”，由于元末明初之际，正是政权更替之际，虽然战火的肆虐已经初步结束，但是民间的社会、以及经济秩序却遭到了严重的破坏，田地荒芜，百废待兴。
“预备仓”制度也正是基于这个大时代背景才出现，正如河南光州固始县丞“黄世禄”所言，“民因年饥艰食，本县仓预备粮二万五千六百余石，请以贷民”。——《明太祖实录·卷二一七》
也就是说，“预备仓”制度并不是一种单纯的“赈济”制度，而是通过“赈贷”来实现对百姓的救济，即先给百姓放粮，然后等灾荒之年一过，百姓再还给朝廷即可，而且不收利息，“一口借米一斗；二口至五口，二斗；......候秋成抵斗还官”。——《借米则例》
俨然是借多少还多少，这也就意味着明朝只是把这“预备仓”单纯的视作为一种“社会保障制度”，旨在救济灾民，稳定民心，并非为了“盈利”、亦或者“扩充国用”而生。
但是在实际的推行过程中，“预备仓”却呈现出了一种“官仓储谷，十处九空，甚者谷即全无，仓亦不存”的不良状态，并没有发挥出本该起到的救济保障作用不说，明朝廷每年还必须为购买粮食、修葺仓储、以及相关管理人员支付大量的财物消耗，俨然成了徒增岁耗的“弊政”。——《明经世文编·卷二七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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